筆者的這篇文章發表於2005年4月的《澳門雜誌》，主要探討抗戰時期澳門文化界的種種作為，為抗戰貢獻了力量。
抗日戰爭時期，澳門的文化界因應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形勢，以各種形式投入到支援廣東和全國抗戰的活動中。澳門的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在新形勢下形成了以救亡為主題的文化氛圍。同時由於廣州和香港的先後淪陷，大批粵港文化界人士來到澳門，在特殊時期促進了澳門本地文化的發展。
澳門新聞界與抗日救亡
1937年至1945年，是澳門中文報業史中值得特別記述的年代。由於當時澳門新聞網絡並不發達，沒有電台，所以，當時的愛國報紙和期刊就成為救亡活動最主要的的喉舌。抗戰前期，澳門有七份中文報紙。由愛國報人陳少偉斥資創辦的《朝陽日報》和由愛國報人陳天心創辦、曾枝西女士投資的《大眾報》始終堅持着抗戰救國的立場，陳仲靄創辦的《新聲日報》也站在抗戰的陣線上，《澳門時報》的創辦人陸翼南以及《民生報》的創辦人文非一等以個人身份加入到抗戰的行列。《朝陽日報》和《大眾報》“由於聯同發起組織救國社團和致力救亡活動，享有頗高的聲譽和受到社會各方的重視，因此無形中成為當時兩面民營的抗日救國宣傳的鮮明旗幟” 。
其實自從“九一八事變”後，《朝陽日報》、《大眾報》的輿論就傾向愛國抗日，兩報以大量篇幅報道救亡活動，發表宣傳抗日的文藝作品，成為澳門抗日救亡運動的輿論陣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除刊載抗戰信息和作品外，新聞界還直接參與支持抗戰的活動。1937年8月12日，由陳少偉首倡，《朝陽日報》、《大眾報》聯合發起組織的“澳門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成為抗戰時期澳門開展活動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團體。《朝陽日報》、《大眾報》等報紙還定期出版“四界救災會”主編的《救災特刊》，並在“七七”、“八一三”等特殊紀念日裏發行專刊，及時報道救災會的情況。各紀念專刊還邀請當時澳門知名人士梁後源、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梁彥明、廣東僑務處長周雍能、澳門各界救災會主席崔諾枝等人為專刊題詞，以擴大影響。
1937年《華僑報》的創辦是抗戰初期澳門報界的一大盛舉。1937年10月，香港的《華僑日報》派趙斑斕和雷渭靈到澳門創辦《華僑報》，經過一番籌備，該報11月20日問世，趙斑斕和雷渭靈分別擔任社長、總編。該報最早在澳門使用電訊報機，能接收到更多更快的信息，還擁有各種型號和種類的字粒、平板印刷機，使新聞時效性更強，版面設計也趨於現代化。《華僑報》快捷地刊登澳門、內地的新聞和重大事件，並有獨家的新聞報導，日銷量達一萬多份，故有人評價“《華僑報》的創辦，標誌着澳門中文報業走上革命性的新階段” 。
澳門報業史上第一個新聞同業組織——澳門新聞記者聯合會也在此時誕生。1937年9月，由文非一、陳少偉、陳天心、陳仲靄等聯合發起，組織“澳門新聞記者聯合會”，12月5日正式成立，設會址於《民生報》報社三樓，選舉陸翼南、文非一、陳仲靄、陳少偉、陳天心、許國潮、何曼公、黃偉俠、何靄生等為理事，推舉陸翼南為主席。澳門新聞記者聯合會得到了當時新任澳門商會主席徐偉卿的支持，聯合會的全部財産均為徐偉卿所贈。聯合會的成立激發了新聞從業人員的抗日救亡的熱情，加強了各報社的聯合團結。所屬的各報紙加強抗日宣傳，並組隊到中山等地宣傳抗日，曾與“各界救災會”等社團聯合舉辦游藝大會義演，當時社會名流徐偉卿、梁彥明及報界前輩文非一等亦應邀到場，觀眾反應熱烈，籌款取得優異的成績。1940年，由於政治局勢逐漸惡化，《平民報》、《民聲報》、《朝陽日報》等相繼停版，以及財政困難，聯合會幾經停頓。1941年，報界同仁醞釀重組社團，將澳門新聞記者聯合會更名為澳門記者聯會，逐漸恢復活動。但1942年，由日本駐澳門特務機關主辦的《西南日報》要求加入記者聯會，各報鋻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不得不答應其加入，遂將澳門記者聯會更名為澳門新聞協會，並對所有會員進行重新登記。隨後，另一由日本特務機關控制的報紙《民報》也加入了該會，該會為日人所控制。面對此種情況，澳門進步報紙和愛國報人拒絕參加該會的活動，新聞協會形同虛設。
《平民報》、《民聲報》、《朝陽日報》停刊後，澳門的中文進步報紙只有《大眾報》和《華僑報》苦撐局面，處境十分艱難。1940年9月中旬，葡萄牙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日葡澳門協定》，葡萄牙宣布澳門中立。但是，日本並不尊重澳門中立，日本勢力不斷侵入澳門， 1941年冬，香港淪陷後，澳門便成了“孤島”，日軍駐澳特務機關明目張膽在澳活動，日偽勢力侵入文化領域，先後辦了《西南日報》和《民報》，企圖控制新聞宣傳領域。此二報一方面大肆吹噓“大東亞共榮圈”，一面企圖用金錢收買《大眾報》，但《大眾報》不為所動。於是，《西南日報》頭子劉傳能藉口當年《大眾報》刊出一篇報道打乒乓球趣事、內容無傷大雅的稿件，硬指該稿子有辱其女兒名聲，指使一批暴徒到《大眾報》印刷所，肆意搗毀，更揚言縱火，制使該報短期內難以出版。日軍最後迫使澳葡政府停止供應《大眾報》的紙張，以此來使《大眾報》屈服，《大眾報》使用粗糙的玉扣紙印刷繼續出版，但最終還是在1942年被迫停刊。在日軍的實際控制下，澳葡政府實行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刪去報紙中有嫌疑犯日的內容與文字，禁止報紙上出現“日寇”、“救國”等字眼，使愛國報紙經常發生“開天窗”的現象，但“這是有良知的澳門知識分子的一種抗議，這些空格就是一隻只憤怒的眼睛” 。在日本的高壓下，澳門的新聞界改變戰略，通過刊載歷史小説來針砭時弊；通過撰寫雜文來譏罵和抨擊敵人；並大量報道歐洲、非洲戰場的消息，讓民眾了解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正在節節勝利的形勢。
儘管當時的環境十分惡劣，但是《大眾報》和《華僑報》還是獲得了大發展。從1937年下半年到1941年，《大眾報》蒸蒸日上，進入了一個興旺時期。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素：其一，當年《大眾》、《朝陽》兩報同人聯合組織“四界救災會”，全力投入到抗戰救亡運動，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其二，省港著名報人紛紛來澳，澳門多位資深作者加盟，人材鼎盛，好手如雲。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前，著名報人陳霞子來澳，加入《大眾報》主理副刊版，工作了四年。香港知名報人梁寬、衛漢光、何文法、余寄萍等先後來澳加盟《大眾報》。陳天心從1938年起，着手擴充體育版，邀請體育界人士方肇麟主持，並擔任專欄評述。《大眾報》在1939年夏出版了《大眾晚報》，邀請香港知名報人柯武韶、梁寬、楊柳等助陣。《華僑報》在不利的情況下，不但辦好本報，而且增辦了《商報》、《華僑晚報》和一份雜誌《骨子》，並重辦已經倒閉的《新聲報》，形成了四報一刊的《華僑報》集團。他們不懼怕日本特務的嚴密新聞封鎖，刊出“日軍進退維谷”的西方電訊，及時向社會提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