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回歸十五周年，在位於澳門北區老城的澳門街坊總會，記者遇見了艱姐和小賴。艱姐７０歲，身材矮小硬朗，一頭白髮，熱情細心，已經退休了；小賴２５歲，黑框眼鏡，西服革履，文質彬彬，在一家銀行做ＩＴ。他們此時共同的身份是街總的義工。
艱姐和小賴年齡相差懸殊，做事的方式或有不同，但他們對街坊會的感覺都是一樣的：自己居住的街坊就是自己的家，做義工就是為家裏做事。
艱姐上世紀九十年代從廣東順德移民到澳門後，深受所住社區街坊互助的親情感染，報名到街總做義工，前後近二十年了，“每周看望獨居老人，陪他們聊聊天，送一些慰問品、生活用品”；而土生土長的小賴則是從學生時代就開始做義工，現在一周有兩三天下班後到街總，“除了探望長者，主要是做活動的策劃、組織工作，尋找志願者和資源”。
目前，澳門各種社團數以千計，蓬勃發展的結社和高密度的社團形成了澳門獨特的社會運行模式，被稱為“社團治理社會”。它們自誕生伊始就影響着社會發展和民眾生活的各個方面，承擔起社會性、公益性的事務。澳門提供社會服務的機構近九成是屬於社團興辦的。社會學者認為，社團是澳門社會良性運轉的重要催化劑。
街總是澳門最大的社團，也是澳門參與公益服務最多的組織，由２６個街坊會、３０個附屬機構、許多大廈業主會和社區組織組成，會員超過３００００人，像艱姐、小賴這樣的義工約２０００人。
“從嬰幼兒到百歲老人都是我們服務的對象。”澳門街坊總會理事長吳小麗説：“我們的服務包括長者服務、小區服務、青少年服務、康復服務等多個領域。每年參與街總服務和活動的超過１００萬人次，跟進個案超過６０００個。”
澳門街坊會的興起也頗有故事性。吳小麗説，葡萄牙人統治的時候不為百姓解決問題，火災啦，救濟啊，沒人管。又比如辦身份證，申請要用葡萄牙語填寫，很多窮人花不起錢請人代寫就無法領到身份證。“於是街坊會這樣的華人互助組織就開始出現，大家幫助大家，渡過難關。”
最早的地區性街坊會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成立的望廈、青洲、台山等街坊福利會。１９８３年１２月，領導各區街坊會和附屬機構的街總成立。總會和各坊會長期為坊眾排難解困，參與了歷次澳門大小火災、水災和塌屋的救災工作。賑濟貧苦大眾，興辦學校，開展醫療保健工作，推動敬老慈幼活動，豐富坊眾文娛生活等。
艱姐在街總下屬的長者關懷服務網絡做義工，定期打電話或看望獨居老人，詢問有什麼困難需要解決。“天冷送棉被，天熱送電扇。”她説，自己年紀大，和老人溝通比較方便，“有些老人家原本不認識，話也不多，但時間長了，熟悉了，都喊我‘艱姐’，好開心。”
與艱姐不同，小賴是土生土長的澳門人。“自小身邊就發生很多社會關愛活動，救災，賣旗籌款，看望老人，可以説是耳聞目濡，深受熏陶。”他説。
在小賴眼裏，澳門的人情味很濃。“在街上吃早點，錢不夠，老闆會説，下次吧，其實他也未必認識你，這就是澳門，人和人之間比較信任，地方小，但感覺很溫暖。”
小賴認為，守望相助是澳門可以引以為自豪的好傳統，應該繼承發揚下去，這也是他做義工的原因之一。
“家裏人很支持我做義工，不過有時看到我一早上班，下班又做義工到晚上十點多，也很心疼。”但小賴覺得，“在家也是看電視、上網，浪費時間，不如出來幫助別人，心裏更充實。”
“白天在銀行開會和晚上在街總開會感覺是不一樣的。一個是在商言商，互不相讓，退一步就意味着丟失利益；在街總開會是服務社會，講的是你犧牲一點我犧牲一點，能把問題解決就好，大家犧牲一點對社會有價值。”小賴説。
作為年輕人，小賴認為澳門的社團也要跟上時代，在運作、管理等方面進行一些改變。“希望自己能在組織、策劃、創意等方面幫助到總會，更好地服務澳門社會。”
事實上，包括街總在內的眾多社團在澳門回歸後繼續運作的同時，其工作也在不斷發展，功能逐漸轉型。
“凝聚民意，監督、配合、支持政府更好地施政是我們要做的事。”吳小麗介紹説，今年行政長官選舉期間，街總舉行了６場座談會，２０００多居民參加，邀請行政長官參選人崔世安與大家座談，我們收集了兩萬多份對施政的意見，全是實名的。
澳門街總的會徽形似簡體“眾”字，其含義是：三人為眾，體現街坊會的特質是由坊眾組成，三人互助環抱中心圓點，表示以服務坊眾為中心，也象徵着在總會的領導下團結一致，眾志成城、萬眾一心。
隨着經濟高速發展，澳門社會也在發生巨變。對於守望相助的傳統能否堅守、傳承甚至發揚光大，小賴卻很有信心，他開玩笑地説：“用我們銀行的話就是‘審慎樂觀’。”（記者趙衛 李凱 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