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戰略內涵與發展前景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深刻演變；與此同時，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民族復興步伐，以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腳步正日益變得穩健有力，但同時也面對著風雨交加、驚濤駭浪般的挑戰。在此關鍵歷史關口，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因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和平發展大勢，閃耀於世界舞台，其中蘊含著澳門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開啟更高水準全球化的戰略契機和制度前景。

  「一國兩制」在港澳的成功實踐

  202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5周年，也是「十四五規劃」集中攻堅的重要收官年。香港和澳門歷來是國家現代化與國際化的戰略支點與制度杠桿，是中華文明與世界各地文明交流互鑒的「新邊疆」，更是超越冷戰、追求人類和平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之福地。

  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以來，「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與中央對港澳的領導體制經歷了重要變遷，其主導性方向是中央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強化、融合發展的結構性推進，以及「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的全面落實與社會展開，推動港澳社會結構與文化生態在東西方不同制度體制之間的重新調適與發展，從而更緊密地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發展大局，並從戰略上定位和尋求更完整、更具前瞻性、更富有21世紀內涵的全球化角色與優勢。在全體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港澳逐步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互動建構的黃金交匯點與新發展杠桿。

  「一國兩制」是中國為解決國家和平統一與現代化問題而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構想和制度創新，是人類政治文明新形態的重要增量，它根植於中華文明的古典智慧與中國共産黨的世界體系思維之中，是中國參與當代世界體系建構與實現現代化、國際化發展的重大戰略杠桿。「一國兩制」的長期堅持，不僅是為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更是為了推動人類和平發展。它是一項偉大的制度和一場不凡的文化實驗，其成功實踐將為人類提供超越冷戰思維、達至命運與共的最佳樣本。通過「一國兩制」，中國深度嵌入了世界歷史的最大漩渦，並以文明和實踐的偉大力量，為人類探索出一條團結共存的新道路。

  澳門在「一國兩制」實踐中的獨特作用

  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是實踐這一制度的重要承載和樣本，與香港「一國兩制」經驗構成比較與互鑒的關係。「一國兩制」屬於國家重大戰略，在港澳台三地花開三朵，各自妖嬈；其中各自不同的制度進程和文化面貌，展現的正是中華文明分別面向英式新教文明、葡式天主教文明、美式世界帝國文明的差異化互動形態，包含了鬥爭與交融的複雜關係。

  與香港和台灣的深度西方化、本土化及民主化相比，澳門有著「愛國愛澳」的深厚歷史基礎、文化主體性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積極意願和傳統，這是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最大的優勢所在。正因如此，澳門在近代歷史上始終與祖國緊密相連，命運與共，歷來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一員，並在祖國革命、建設與改革的長期歷史進程中積極參與，扮演重要的角色。

  澳門基本法是「一國兩制」第二部具代表性的法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共同構成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和憲制秩序。澳門基本法既與香港基本法共享「一國兩制」發展戰略與制度智慧，又對香港基本法的立法創新性有所借鑒，基於澳門實際及澳門作為國家與世界之獨特橋梁的作用，發展出自身的制度特色。澳門基本法沒有規定「普選」條款，而是構建了一種基於「愛國愛澳」基礎和共識的均衡參與型民主政制。澳門回歸後，順利完成了23條立法，推行了國民教育。澳門國家安全法治體系與愛國教育體系是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的顯著成就，從制度和社會認同上排除了香港過去十年面臨和經歷的重大風險與挑戰，高質量保障和促進了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繁榮穩定與行穩致遠。

橫琴澳門青年創業谷（圖：新華社）

  澳門的社會經濟發展與未來展望

  澳門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提出了適度多元化發展的目標，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開啟高水平全球化持開放和積極立場，並與國家主體戰略保持同頻共振。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就是澳門特色「一國兩制」譜寫新篇章、凸顯戰略高度的一個最佳見證。澳門在承擔葡語國家商貿平台、中外文化交流互鑒、國際旅遊休閒中心及新興産業創新發展方面，有著不可低估的獨特紐帶作用和深遠的發展潛力。

  從近些年的發展來看，港澳互鑒及澳門制度完善與社會發展成效日益凸顯，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和整個國家戰略體系中的地位與角色也日益清晰。香港國安法、新選制、23條立法等制度新元素的建立對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完善和發展起到重要的借鑒和推動作用，促進澳門法治體系更趨完善，更好契合國家對「一國兩制」的戰略定位及制度塑造。

  另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為澳門融合發展提供了清晰的戰略方向和明確的制度改革框架，以橫琴為載體的粵澳深度合作在制度創新、産業整合、政策配套及機制連通等方面均取得重要進展，澳門特區亦逐步探索從要素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型的優化路徑。澳門的融合發展與新全球化發展是辯證統一的，回應的是「一國兩制」國家理性所指向的、澳門戰略杠桿作用的確認與提升問題。大灣區規劃與國家「十四五」規劃對澳門的戰略角色有清晰和確定的安排，為澳門融合發展指明方向和路徑，也為澳門更好承擔聯繫內地與世界的橋梁作用提供政策指引。

  在澳門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愛國者治澳的社會政治基礎將持續鞏固深化，並對特區的融合發展起到穩定支撐作用。中央支持澳門融合發展與全球化發展的平衡立場與強大政策力度不會改變，但對澳門發展可能面臨的制約因素也需客觀看待和應對。這些制約因素主要包括：澳門管治體系與管治能力現代化轉型問題、澳門産業基礎多元化與支撐協調問題、澳門教育水平與科學研究對發展的支撐問題、澳門全球化水平與層次的升級問題、橫琴粵澳合作型管治架構的政策與人事協調問題、橫琴營商環境與人才政策的競爭優勢問題、「新澳門」與「傳統澳門」的結構性張力平衡問題、港澳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競爭合作問題、以及外部干預制裁的反制能力建設問題。這些問題來自歷史、制度和政策環境，需要澳門特區政府、澳門社會各界力量以及全體澳門市民，在中央支持下研究解決，進一步提升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深度與質量，拓寬並增強澳門國際化互聯互通的維度與成效。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澳門特色「一國兩制」的穩健發展與中央的堅定支持下，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以及對民族復興與新全球化作出獨特貢獻的前景一定會更加美好，澳門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的獨特杠桿作用也一定會得到更好發揮，澳門對人類和平發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文明貢獻力和實踐推動力也將得到進一步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