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問題的解決是在“一國兩制”方針指引下，並在鄧小平直接領導下進行的。與解決香港問題一樣，解決澳門問題一開始也是在鄧小平親自領導下進行的。在解決澳門問題的過程中，鄧小平傾注了大量的心血。1984年以前，鄧小平在談到祖國統一任務時，更多的是針對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講的。由於澳門問題和香港問題屬於同一性質，都是要收回被外國殖民主義者所佔領的中國領土，而且澳門問題又沒有香港問題那樣引人注目，所以，鄧小平當時沒有再單獨提出澳門問題。但實際上，鄧小平在構思祖國統一的新方略時，是把台、港、澳回歸祖國問題統籌考慮的。在他看來，在大政方針上，台灣、香港問題解決了，澳門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1979年1月18日，他在會見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特別任務小組議員團時説，台灣回歸後，首先它的社會制度不變，它的生活方式不變。他接着指出，我們對待香港問題、澳門問題的政策也是如此。
鄧小平兩次談話定政策
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以後，鄧小平開始比較多地關心澳門問題，並作了許多具體的指導工作，從根本上保證了解決澳門問題這又一祖國統一歷史任務的順利完成。1984年10月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接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全體成員時，首次公開提出要與香港一樣，用“一國兩制”的方針，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當時，在會見接近尾聲的時候，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出口商會會長吳榮恪請求鄧小平談談澳門問題，鄧小平回答説：“澳門問題將會像香港一樣，用同一個方式解決。至於解決澳門的問題會不會影響其他，是早解決對香港有利還是遲解決有利，我還在考慮。”又説，“澳門問題的解決都離不開一國兩制和澳人治澳，解決的時間比香港早好還是同時，這個問題正在考慮，想聽聽大家的意見。”這是鄧小平就解決澳門問題的原則和方式的首次公開表態。
鄧小平就澳門問題的談話一傳到澳門，立即引起了澳門居民的反響。大多數澳門人對以“一國兩制”和“澳人治澳”解決澳門問題是接受的，因為澳門與香港一樣，都是中國的領土，理應在條件成熟時回到祖國的懷抱。但由於當時許多澳門人對回歸的時間尚無充分的思想和心理準備，對治澳人才缺乏表現出憂慮和不安，社會上一時議論紛紛。鄧小平對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草簽後的澳門情況非常關心。在得知澳門居民的一些想法後，鄧小平又一次發表談話。1984年10月6日上午，鄧小平在接見澳門知名人士、全國人大常委馬萬祺夫婦時説：“澳門的事情不急，可以七八年內不談，甚至可以更長些時間不提不談，請大家放心，繼續工作。”“澳門的情形，是如何繼續保持安定繁榮。”並指出，“澳門問題也將按照解決香港問題那樣的原則來進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變等等。澳門的賭業可以繼續辦下去。”
在鄧小平看來，澳門的問題之所以不急，是因為當時離1997年香港回歸還有13年時間，事情可以擱幾年再談；當時最重要的是維持港澳地區的安定繁榮，澳門問題將在不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的原則下才解決。另外，澳門本身沒有租約期限這樣的必須着急解決的問題，而且澳門地方小，相對情況不那麼複雜，加上有中英關於香港協議作藍本，較之香港問題相對容易解決，到時機成熟時，自然水到渠成。
鄧小平的第二次“澳門談話”，對澳門居民起了安定人心、穩定社會的作用，也消除了由於過早提出解決澳門問題對香港問題的影響。尤其是那句“澳門的情形，是如何繼續保持安定繁榮”，“澳門的賭業可以繼續辦下去”，使澳門居民吃了定心丸。對鄧小平第二次“澳門談話”最感滿意的，是澳門的一些工商界人士，他們捨不得離開澳門這個經濟剛剛起飛、較易賺錢的寶地，但又擔心回歸後政策有變失去賺錢的機會。
鄧小平這兩次有關澳門問題的談話，既重申了中國政府在澳門問題上的一貫立場，也對解決澳門問題的時間、方式和方法作了原則性闡述，即按“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變”的方針來處理，也就是説“一國兩制”構想同樣適用於澳門，對於解決澳門問題的時間選擇，鄧小平以其戰略家的政治敏銳性，表現得非常慎重，他並不是把澳門問題的解決孤立起來看待，而是要從是否對國家統一大業全局有利的戰略角度考慮問題，特別是要考慮何時解決澳門問題對香港有利，更能照顧到澳門人的整體利益。
當時在澳門問題上，中國政府最關心的是澳門的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定。
1985年2月22日晚上，鄧小平在廣州珠島賓館接見馬萬祺等澳門知名人士，在場的還有黃鎮和余秋裏。鄧小平曾詳細詢問了澳門的經濟和社會情況。當馬萬祺匯報説，澳門目前社會比較安定，經濟也有較大的發展，1984年出口總值增長幅度較大時，鄧小平開心地微笑起來，連連讚好。並鼓勵澳門同胞特別是華裔工商界人士多做促進澳門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工作。農曆春節除夕，鄧小平與廣東省黨政軍領導在廣州白天鵝賓館舉行新年聯歡會，還邀請澳門南光公司負責人出席。
從兩國戰略把握澳門問題
1985年5月21日至26日，葡萄牙總統馬略·埃亞內斯應邀訪問中國，他是第一位訪問中國的葡萄牙國家元首。5月24日鄧小平在會見他時表示：“我們之間不會吵架，中葡之間沒有吵架的問題，只存在一個澳門問題。這個問題原則上在兩國建交時已經達成諒解，只要雙方友好協商，是不難解決的。”埃亞內斯總統亦認為，“澳門問題在1979年兩國建交時已達成友好協議”，“我們之間沒有吵架”，“我們葡萄牙人願意友好地解決澳門問題，我們在這次訪華中看到中國也願意友好地解決澳門問題。雙方目標一致，就是保持澳門地區的穩定繁榮，維護中國、葡萄牙和澳門人民的利益。”會見結束後，鄧小平把埃亞內斯一直送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門外30多公尺遠，且一直與埃亞內斯不斷談話。以往鄧小平送客的慣例是只送到會見廳門口。從這樣的外交禮遇，也反映出解決澳門問題在鄧小平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之後，中葡雙方宣布將舉行關於澳門問題的正式外交談判。
從1986年6月到1987年3月，中葡兩國政府代表先後舉行了四輪會談。在談判過程中，澳門回歸的時間問題成為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葡方在談判中曾一度提出要求把交還澳門的時間推遲到下個世紀的主張。對此，中方態度堅決。鄧小平明確指出，“澳門問題必須在本世紀內解決，決不能把殖民主義的尾巴拖到下一世紀。”面對這樣的堅決態度，葡萄牙方面最終同意在1999年把澳門交還中國。
1987年4月13日，鄧小平在會見葡萄牙總理席爾瓦時説：“在不長的時間內，中葡解決了澳門問題，這為國際上處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樹立了一個範例。”“我們經過較長時間的考慮，從解決台灣問題着手，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受台灣問題的 啟發，我們考慮用同樣的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看來，用‘一國兩制’方式解決這類問題是成功的，為解決國際爭端、消除熱點問題提供了經驗。”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還深入闡述了中國政府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立足點，他説：“我們考慮用何種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的立足點是，解決香港問題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利益，還要符合英國和香港的利益；解決澳門問題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利益，還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門的利益；而解決台灣問題，則既要符合大陸的利益，也要符合台灣的利益。”會見後，鄧小平出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共和國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
以香港過渡期實踐為借鑒
鄧小平在領導推進香港過渡期事務的過程中，也不忘澳門問題。香港進入過渡時期後，中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87年4月16日，他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員時指出：“我們的‘一國兩制’能不能夠真正成功，要體現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裏面。這個基本法還要為澳門、台灣做出一個範例。所以，這個基本法很重要。”（《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5頁。）鄧小平在指導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中，曾就“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兩制”不變、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限劃分、香港特區的政治制度模式
和民主發展、基本法的內涵與要旨等重大問題，作了精闢闡述。這些思想，不僅成為中方起草香港基本法遵循的原則，也是後來起草澳門基本法所遵循的原則。實際上，1993年制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從結構、體例到內容，都參考和借鑒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精華。這期間，鄧小平在具體深入闡述“一國兩制”方針時，總是提到澳門。比如，他在闡述“五十年不變”的思想時説，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後，“一國兩制”的政策50年不變，基本法至少要管50年。“我要補充説，50年後更沒有變的必要。對香港的政策不變，對澳門的政策也不變，對台灣的政策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50年也不變。”對此，他還聯繫中國的發展戰略來闡述“50年不變”的科學根據。1988年6月鄧小平指出：香港、澳門的繁榮和穩定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着密切的關聯。中國的發展戰略需要時間，除了這個世紀的12年以外，下個世紀還要50年。到本世紀末，我國國民生産總值人均將達到800—1000美元，有了這個基礎，再過50年，翻兩番，國民生産總值人均將達到4000美元。雖然這樣我國在世界上仍然是在幾十名以下，但國民生産總值可達60000億美元，這個數字肯定居世界的前列。如果下一個50年我們的政策見效，達到了預想的目標，對外開放政策就更沒有理由變了。“所以説，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香港、澳門、台灣50年不變，50年之後還是不變。”他表示相信，“今後的國家領導人也會懂得這個道理。”對於“一國兩制”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係，鄧小平提出：“我們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也是在國家主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沒有中國共産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制定這樣的政策？”“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講不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
1988年起澳門起草基本法的時候，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過出席第一次草委會議的全體成員，並對澳門基本法起草工作做出過若干指示。後來，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起草基本法草案時所遵循的“宜粗不宜細，宜簡不宜繁”、“參考香港基本法，但不是照抄”等，都體現了鄧小平的思想。
鄧小平晚年記挂着澳門
鄧小平晚年不僅深情地關懷着香港回歸，也深情地關懷着澳門回歸。1992年初，88歲高齡的鄧小平視察南方部分省市時，曾來到與澳門僅一箭之遙的拱北口岸，在珠海經濟特區的粵海大廈旋轉餐廳深情地凝望不遠處的澳門。當廣東省省委書記謝非説到“您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即將變為現實。廣東處在第一線，廣東的情況怎樣，影響很大”，“港澳同胞特別關心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穩定”的話題時，鄧小平説：實踐證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誰想變也變不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並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其間，還多次圍繞着有利於實現澳門回歸的話題，暢談確保改革開放政策穩定性的戰略意義。據珠海市負責人的回憶，當時在交談中，他們想到特區是中國的窗口，與香港、澳門及海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特別是香港、澳門將分別在1997年和1999年回歸祖國，成立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於是就説道，港澳同胞特別關心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穩定性。對此，鄧小平堅定地提出了“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推進對外開放與實行“一國兩制”構想是相互關聯、相互促進的。鄧小平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祖國的強大和統一，他把振興中華與祖國統一結合起來，所以，鄧小平對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中華兒女寄予厚望。早在1997年10月2日，他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代表團時就説：“海外關係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係。”1990年9月15日，在批評台灣有人想搞“一國兩府”時，他説：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大陸同胞，台灣、香港、澳門的同胞，還有海外華僑，大家都是中華民族子孫。我們要共同奮鬥，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1993年春節，鄧小平在上海還提出了幾千萬海外僑胞也是中國發展的機遇的思想。這表明，鄧小平是用愛國主義旗幟來團結海外僑胞，推動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事業的。（張謙）